高守良的北京供销社“独立王国”:半夜召集开会骂人

高守良的北京供销社“独立王国”:半夜召集开会骂人
2019年08月28日 07:53 新浪财经综合

  守良不“守良”——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、理事长高守良严重违纪违法案分析

  起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 

  作者:本报记者 郭云峰 通信员 邓炜晴

  为一己私利,他将数亿资产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借给连年亏损的公司。

  为独揽大权,他经常说,“我说的话,你们必须无条件地屈服”。

  为反抗调查,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,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假话……

  他就是高守良,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、理事长。

  提起高守良,北京市国资系统“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”。1961年出身的他,从北京市西郊粮库的普通职工干起,在粮食系统工作多年,一路升迁,曾担负北京市西郊粮库党委书记、总经理,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副局长,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。1993年,年仅32岁的他走上副局级领导岗位;2013年,成为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,大权在握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高守良的人生开端大幅度偏离正轨。

  2018年8月,高守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吸收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
  经查,高守良违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;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力;违背组织纪律,违背议事规矩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,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;违背廉洁纪律,收受可能影响公平履行公务的礼金,在分配、购置住房中侵占国家、集体利益;违背群众纪律,看待群众态度恶劣、简略粗暴;违背工作纪律,滥用职权,致使公共财产遭遇重大丧失;违背生活纪律,违背社会主义道德,寻求低级趣味;违背国家法律法规。

  今年3月,高守良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,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、提起公诉。

  “做梦都没想到,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面对审查调查人员,高守良泣不成声。然而,做梦都没想到的事,却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产生了……

  愿望畸形,单笔受贿3000万元——

  “挣几百万要担风险,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。同样是担风险,那就挣个几千万吧”

  2017年冬的一个晚上,北京航天桥的一个公交车站旁,一名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、帽檐低垂的女子,正紧张地留心着驶过身旁的一辆辆汽车。不久,路边停下一辆车,两名男子从车高低来,开端用手机拨电话。随即,这名女子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双方核对手机号后,确认身份无误,两名男子从后备厢取出3个行李箱,交给了这名女子。

  整整1000万元现金,在夜色下完成交接。收钱的女子姓高,高守良的大女儿。正是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,她成了那个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盘手。

  这1000万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。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,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。

  在项目策划阶段,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,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:“这个事,挣几百万要担风险,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。同样是担风险,那就挣个几千万吧。”

  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恳求。很快,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。但在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前,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——1000万元国民币,而且必须是现金。钱不到,协议便不签。于是,便有了前面那一幕。

  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,高守良又恳求对方以转账的方法,将3000万元国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把持的某公司。

  “在这个过程中,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愿望表露得淋漓尽致。”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,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,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,可他依然不收敛、不收手,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产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。

  “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宏大,造成的丧失特别严重,作案伎俩隐蔽,犯法情节恶劣,案情复杂,涉案人数多,这些都阐明高守良贪婪成性,甚至达到了猖狂的程度。”北京市纪委常委、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,在真金白银面前,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,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。

  经调查,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.8亿元国民币(其中,1.1亿元未遂),涉嫌贪污164万余元、巨额财产起源不明2000余万元。

  “我心坎深处认为,共产党人不是‘苦行僧’,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,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。”高守良这样分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,“事事想回报,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利益、占点便宜,他们也没吃亏,自己很心安理得。”

  专横跋扈,搞“一支笔”“一言堂”——“他说你对就对,说你错你就错了”

  专横跋扈,是同事们对高守良的一致印象。

  “他说你对就对,说你错你就错了。”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工作人员说。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,高守良大搞“一支笔”“一言堂”,俨然把单位变成了自己的“独立王国”。

  2014年8月,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,通过了“某公司重组项目用款及担保”的议题,决定为某公司供给4亿元信用担保。

  “这个项目是临时上常务理事会的,我作为班子成员,连这个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明确,他直接就决定了,更别提科学论证、科学决策了。”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副书记表现。

  在此之前,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该公司5000万元。而在钱借出去不久,审计部门就创造,该公司连年亏损,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。

  高守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赌气,但当该公司负责人郜某某递上一份500万元股权承诺函后,一切都变了。高守良不顾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的反对,又向该公司追加投资1亿多元,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投资管理中心为该公司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,并签订担保协议。

  经鉴定,在该项目中,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共有4.6亿多元最终无法收回。

  高守良担负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,由于其随便决策、独断妄为,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。截至2018年底,负债金额已达182.76亿元。

  “企业投资必须符合规章制度的恳求,比如,要上会研究、要风险评估、要事先审计,土地出让必需要经过招拍挂……但是,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。”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,高守良甚至连下属企业的运行履行情况都不让监事会参与,人为地把监事会弱化、虚化、边沿化,导致供销合作总社内部监事系统难以施展实际作用。

  除了在常务理事会上搞“一言堂”,高守良看待下属更是颐指气使、盛气凌人。

  “在工作中,只要是同事们的举动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,轻则训斥、重则辱骂。”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些干部职工介绍,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经常涌现“废物”“白痴”这样的语言,有时他甚至连基础形象都不顾。

  “他经常喝酒,喝完酒就骂人。”这是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。在一次酒后,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部人员开会,重要议题就是“骂人”。

  在高守良看来,“一把手就应当有点霸气”,“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”。

  “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,他也经常说,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,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,恳求下属们无条件地屈服。”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高守良作为一把手,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曲解的从政举动,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,既污染了党风政风,更败坏了党的形象。

  反抗调查,模仿现场重复演练——“你要是有急事的话,给我发个照片,我就给你回电话。否则,尽量不要接洽我”

  挖空心思敛财的成果,高守良心知肚明。他利用曾经担负过3年纪委书记、曾参与上级纪委专案组工作的经历,想尽一切措施反抗组织审查调查。

  “他的反调查意识非常强,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,所有财产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。”审查调查人员介绍,在调查中,工作人员创造高守良实际把持了三家公司,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辨是高守良的妻舅、外甥女和曾经的同事,他们要么长年不在北京,要么对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。让人吃惊的是,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。

  “这些公司表面上看,跟我没有直接关系。查出问题后也根本不会想到和我有关系。”高守良回想起这些,仍自认为高超。

  然而,得意的背后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2017年底,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,高守良无法安静了,开端精心构筑攻守同盟。

  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吩咐,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烧毁,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接洽。

  “他说,你要是有急事的话,给我发个照片,我就给你回电话。否则,尽量不要接洽我。”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。

  这只是第一步。为了应对调查,高守良绞尽了脑汁。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,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假话,还和涉案人员模仿调查现场,重复演练。

  然而,一切都是徒劳。在确实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导下,高守良的腐烂路径一点点地明确起来。

  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,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,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壮大的组织反抗的。”高守良表现。

  “四个意识”个个皆无,“六项纪律”项项违背。不该做的事,他处心积虑、费尽心机;应当做的事,却搪塞了事、毫无作为。“高守良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,尤其作为党委书记,连‘四个意识’都说不上来,想了半天才编出一个‘自律意识’。”北京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。

  “我的罪恶给党、给市供销合作总社抹了黑,带来了丧失。同时,也给家庭带来了宏大的伤害。我是组织、家庭的罪人,这种罪,今生是赎不完的!”即将面对法律惩处的高守良如今顿悟,却为时已晚。

  (本报记者 郭云峰 通信员 邓炜晴)

  ⦾点评

  翻开高守良的工作简历,32岁就走上副局级岗位,本可以大有作为,为何却走向违法犯法的深渊?分析这一范例案例,就是要警示宽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中汲取教训、引认为戒。

  扭曲的价值观是重要诱因。高守良坦言,他知道没有党组织的造就,就没有他的工作成绩和幸福生活,但心坎深处却认为,共产党人不是“苦行僧”,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,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。所以,他虽然常常在口头上讲党性、讲觉悟、讲奉献,但一遇到具体事情,特别是在“房子、位子、票子”问题上,就盲目攀比,心理失衡,事事想回报,就想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拿些利益、占点便宜。理想信心丧失了、党性觉悟没有了,政治上变质、经济上贪婪、道德上堕落、生活上堕落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错位的权利观令他猖狂。高守良在担负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期间,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专横跋扈、盛气凌人,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权利的弊病认知。因为手握重权,他飘飘然了,认为“一把手就应当有点霸气”“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”,所以他工作方法简略粗暴,搞“一言堂”“家长制”,甚至视党的纪律为儿戏,认为党的纪律只是写在纸上的恳求,心坎缺乏敬畏,自由主义泛滥,等等。加之他认为自己已经在局级岗位工作了25年,事业已到了“天花板”,最终越走越偏,严重偏离正轨。

  高守良走到今天,除其自身原因之外,制度的不健全、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。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因其集体所有制的特别经济性质,导致在经营决策、财务管理、部门设置、干部任免等方面涌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,间接给高守良为所欲为供给了方便条件,他甚至多次拒绝有关部门开展审计的恳求,并指使相干人员誊抄、修正党委常委会记载,临时编写党委常委会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工作纪要,以搪塞市委巡视组的巡视。

  此案是一起范例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领导人员贪腐案,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入的。一方面,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要坚定理想信心,牢记党的宗旨,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,调剂心态、摆正地位,清正廉洁、无私奉献。另一方面,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也要器重起来,不仅要压担子、要成果,更要加强教导、管理、交换和监督,通过深化标本兼治,正本清源、净化生态,切实形成不敢腐的持续震慑、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、加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。

  (瑾闽 杨琦)

责任编辑:梁斌 SF0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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